儒林外史的读后感 儒林外史读后感

　　儒林外史读后感 篇1

　　听说有好几个我喜欢的明星一起拍了《儒林外史》的电视剧，为了能知道这剧到底讲啥，我从昨天开始看《儒林外史》，今天把两个著名的片段都看了，一个是《范进中举》，另一个是 《临死前的严监生》。

　　范进么，没啥说的，五十多岁才走运，当了官之后还给人出馊主意，把他列为反面人物真是一点都不冤。

　　严监生这边，却让我觉得十几年前学的课文简直是在他。

　　文章确实是原文，但是选择这个片段的编书人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专门截取这一段来突出严监生的.“吝啬”呢？

　　严监生的哥哥霸道又小气，一头猪也要霸占，无本的利息钱也要收来， 于是惹了两个官司来，自己却又躲起来，官吏只好去严监生家要人。

　　严监生没法子，只得听从妻子的两个哥哥给的主意，自己出钱解决了这两个官司。后来严监生的大老婆发丧，严监生哥哥这边竟无一人来吊唁。

　　严监生对老婆很好，即使老婆过世了，也还是很照顾两位大舅子，连扶正小妾都要两位大舅子的首肯。

　　之后便是严监生之死了。

　　严监生一直受哥哥的欺压，但是自己为人从不失礼，也没有苛待过别人，治理产业又是尽心尽力，一直到他病危之前，我并没有看出他哪里“吝啬”了？而这种“吝啬”又真的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地嘲笑么？之前有个侦探小说家说，一件事情如果听起来很不合常理，那它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微博上爆出的新闻常在几天后突然反转）。虽然现在我发现这个作者本身也有问题，但是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关于伸出两个指头的含义，百度百科上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姑且放在这里。

　　看了已经快十分之一之后，百度了一下已经拍完的电视剧，发现剧情跟原著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相干，只是借用了名字而已。不过也许我会为了看我喜欢的几个明星而追看吧。。。

　　剧中主人公是范进，设定的籍贯是安徽全椒，这其实是吴敬梓的籍贯，书里的范进是广东人，剧里倒变成安徽老乡了。

　　话说书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都在广东，书里也常用广东方言，但是百度百科的吴敬梓生平里提到他主要是在江淮一带活动，可他怎么会对广东如此熟悉呢？ 又是一个未解之谜。

　　儒林外史读后感 篇2

　　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利用假期我读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

　　青年作家贾飞评价《儒林外史》：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升官发财的一本教科书。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体制下，知识分子、乡绅等扭曲的灵魂，同时也控诉科举对人们的毒害。书中开头出现王冕，有王冕勤奋自学画荷花的故事，和不愿卖画给官员的'洁身自好。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画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林外史》做到了：“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相，如目在前”。而我认为《儒林外史》给人一种意境美，对雨后荷花的描写深入人心，运用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使人物的形象立体、生动、丰满。随着文化的高速发展，假论文、假作者和版权纠纷等等问题屡见弊端。此书中也透露出现代文化发展的雏形，二十一回中牛浦郎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别人的号出书。如今假广告、假产品害人不浅。封建社会中一些江湖骗子，如何使用伎俩骗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有着精彩的描述，马二先生在祠门口遇到了骗子。骗子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一般，从外表打扮上就迷惑人，接着骗子又从一些侧面，假造自己不一般，让人更加容易相信。对于理财严监生与杜少卿也不同，严监生拥有百万资产却分分计较，弥留之时还顾虑着两茎灯草；杜少卿挥金如土，全然不在乎金钱上的分毫。

　　读史可以明鉴，可以让你了解历史的兴衰，可以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立足于社会。以历史来告诫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同时这还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的学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一起来读史吧！

　　儒林外史读后感 篇3

　　《儒林外史》所写主要是作者所处清初至清中叶“儒林”的生活，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换言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

　　作为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儒林外史》首重“名流”，中标“明贤”，末述“四客”，塑造了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内文借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是辞征辟的，虽为征君而辞爵自乐和因贫而任的贤着典型，加以迟衡山、武书、虞华轩等一班正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这些人物形象都被寄托了作者的人格思想，那就是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的'恶浊风俗之下，为天下所难为，保持一种如王冕那样不为物役，不为俗累的“嶔崎磊落”的人格。

　　然而作者又深知“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特别是当世风如江河日下之际，“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落得只有“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而这四奇人“既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大概也是作者晚年“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时心境的写照，也是全书于世风日下无可奈何之际“礼失而求野”的象征，其中便有了悲慨的意味。

　　《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却不以“文”和“出处”的形迹为重，而是以做人的根本——“行”，也既是“德行”为首要标准。由此可见，《儒林外史》品评人物的标准并不是在是否科举，也不在要不要“功名富贵”，而是无论如何，总要讲求“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要紧的”。换而言之，“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全书正真关注的中心。前人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和“批评明朝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宗旨”等看法，皆就其否定的方面立论，殊不知作者立意正大，恰是由一位“匡”太公道出，既“道行是要紧的”。

　　而这就容易使人误会其主旨在否定“功名富贵”，其实不然。《儒林外史》反对的，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所以《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功名富贵”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把讲求“文行出处”，尤其是“德行”，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作者也深知这是社会心理养成即人的教育问题，责任首在朝廷;又以为求治之道，首在复兴“礼乐”。而无奈自己力薄无法改变，只好借写书聊表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