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名家访谈王铭铭

       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在进行人类学研究并推进其中国化的，也积极开展相关普及工作，尤其是有关中国东南、西南及欧洲乡村研究，引起学界关注。他也关注文明与广义人文的关系，撰写大量论著，最近出版了《人文生境》一书。近日，王铭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因缘巧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的？

王铭铭我少年时并没有接触过人类学，是进了大学后才了解的，走上人类学研究的道路，是因为有大学老师的引导。

羊城晚报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最热的时候，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王铭铭我读大学时，“下海”的确是热潮，不少中小学同学经商去了，有的成了当时说的“万元户”（有钱人）。我考上大学，选了考古专业，我的家人和乡亲并不是很理解。说实话，我选择读考古，原因也不“单纯”，我只是了解到这个专业能提供一整年的田野实习条件。那时我急切地想着去老家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而考古专业显然满足了这个要求。

我在厦门大学读本科之初，它还没有人类学系，我们系是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才创办的。我本来蛮喜欢考古学专业，甚至想致力于商周考古研究。大学三年级时，老师们（他们多数是林惠祥先生的弟子）创办了人类学系。我们整个班级被转到这个新建的系里，我也就成了其第一届本科生。在读考古学时也接触到人类学，通过林惠祥先生的旧著和李亦园先生等的著作，以及来华讲学的“老外”的讲座，初步对它有所了解，也产生了兴趣。

我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念博士，他们教的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比较接近，没有考古这个分支领域。去英国以前，我已经接触到20世纪前期留英人类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深受其吸引。我是在老先生留学英伦50年后去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人类学有某种“好古幽思”，对现代性有深刻反思，这很吸引我。这恐怕与我个人成长经历也有关。我出生在泉州这座“遗产之城”，这座城里，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人们的行为依然“守旧”，习俗古朴。矛盾的是，它在古代却有过相当长的“海外交通史”。我觉得人类学有助于我在历史中审视，激发新思想。

羊城晚报作为过来人，您认为兴趣、专业和职业三者如何取舍、平衡？

王铭铭一个人的兴趣假如就是他的专业和职业，那他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不过我们往往不是“最幸福的人”，因而需要在三者中取舍、平衡。这从一个反面说明，唯有认识到“最幸福的人”是不需要取舍、平衡的，我们才能做好取舍、平衡，在不如意（也就是三者不能达成平衡）之时，理解处境的由来，找到适应它的办法。

 摆脱西方视角还有待努力 

羊城晚报如果要向普罗大众介绍什么是人类学，您会怎样介绍？

王铭铭我很喜欢一些科普作品，它们往往出自于大师之手，深入浅出地把一门学科的对象、目标、方法、思想脉络、现状娓娓道来。我也努力过，比如，写过《人类学是什么？》，但我的努力好像并不成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现在对所谓“普罗大众”（其实他们多数是年轻的读者）有影响的，好像是别的东西了。特别是能适应年轻人口味的东西可能比较有影响，而我正在走向“老龄”。我深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特别需要以科普作品如实介绍人类学，纠正误解，但我感到难度越来越大。

羊城晚报人类学和历史学有何异同？

王铭铭二者关系很密切，差异也蛮大。人类学曾经是人类文明史，是比历史学更宏观的历史学，后来变成以田野工作为中心的研究，出现了“反历史”潮流，但四五十年来，历史重新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历史学关系重新密切起来。

人类学与历史学一样，都深深为“过去”所魅惑，人类学所谓“文化”“社会表象”，与“历史”一样，都是“过去”的产物。二者的差异点也有很多，比如，人类学家更信任口述和观察，历史学家更信任文字；人类学家的“历史”更像是“现在中的过去”，而不是历史学的“过去中的过去”。

羊城晚报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来说，人类学和哪一个关系大一些？

王铭铭一般说来，人类学与整体的人关系更大。但也不是所有人类学家都是整体主义者。在人类学历史上，存在过一大批“个体主义者”，他们有的以个体人的心理学为方法，有的以个人解放为追求。我自己则努力打破个体/整体的二元对立，试图说明个体是“含有”整体的。在《人生史与人类学》一书里，我阐述了这个观点。

羊城晚报作为一门源自西方的学科，中国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国化”的程度如何？

王铭铭一方面，这有待更多人关注，另一方面，讨论这种“化”的人往往只是在喊口号，其话语的内容在本质上并不是中国的，甚至往往是比西方更西方的东西。我觉得这很遗憾。

羊城晚报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视角？

王铭铭这有待努力。

羊城晚报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人类学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王铭铭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曾出现过对世界学术有贡献的杰出学者，比如，大家比较了解的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田汝康等。现在学科整体还有差距需要缩短。

羊城晚报还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王铭铭差距有许多方面，比如（1）我们尚未形成自己的学统，因而讨论问题、处理经验和理论，都常常流于模仿西学的表面；（2）我们的大学人类学教学系统性不足、随意性有余，培养的人只好靠他们的天分成才，偶然性极大；（3）我们的区域研究视野有待扩展，纵深有待深挖，现在我们国力强了，人到处走，表面上有了某种“世界活动”，但“身游有余、心游不足”，思想上的收效甚微。

 闽南已构成一个“学术区” 

羊城晚报关于闽南的人类学研究，除了闽南是您的故乡之外，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它还有哪些吸引您的地方？

王铭铭一百多年来，在与人类学相关的领域里，有关闽南的研究学术积累丰厚，而当下，这个区域也广受关注，有大批学者到这个区域从事研究。在我看来，闽南已构成一个“学术区”。作为一个“学术区”，它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意识。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这里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成就很高，他们关于“小资本主义”和“乡族主义”、礼仪与风俗、家族与信仰等等的研究很有启发。我对“民间信仰”比较关注。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闽南“民间信仰”里蕴含一些有待挖掘的“智慧”，这些“智慧”触及到我称之为“人文生境”的边界，关涉到人、物、神三者构成的“广义社会”，而这种“社会”，则又触及到哲学上的“内在”与“超越”的关系问题，很值得作为重点来研究和思考。

羊城晚报闽南在您的学术研究谱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王铭铭我的经验研究开始于闽南（也兼及台湾的汉人乡村），接着，我有几年在华北乡村与域外徘徊，近20多年来，我则主要在西南区域从事学术活动。

闽南学术区是我经验研究的起始地。这些年我得空便要回到闽南去，曾出于机缘巧合带着学生在泉州安溪、鲤城、惠安做过几项研究，也组织过闽南研究读书会，情况在《茶•街•庙》这本文集里都有记载。两三年来，我回闽南的机会更多了，但我分心做了许多理论研究工作，做经验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只好随缘。现在有两个新一届的博士生在闽南做研究，都在研究“民间信仰”。他们如果能做好研究，写出有气象的作品，那我会很高兴。

做学问习惯于“跟着感觉走”

羊城晚报老一辈学者往往有“学术救国”的理想，这么多年从事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铭铭现在的人们更爱谈的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意味着要把个人当作世界的尺度。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激情年代”，适时的“生存性智慧”恐怕是拒绝所有魅惑，沉浸于自己的“肉身日常”中，那样比较舒适而安全。也许是因为我并不是在这个时代长大的人，所以我还是长期受某种东西所魅惑，而魅惑也给了我某种“激情”。这股“激情”是来自“学术救国”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暗自觉得人类学意味着很多，对我们这个国家与文明意味着很多。若是我理解得对，那么，人类学的目标是为自己的文明跨出自己的文明、为自己的时代跨出自己的时代，“跨”既是方法，也是目标本身，但它并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但要真的做到“跨”却不见得容易。

羊城晚报您坚持这么多年人类学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王铭铭是什么动力使我坚持做人类学而没有“绝望”？恐怕是这门学问的“魅惑力”吧。没错，它是近代西学，但我相信它有古代的苗子，我们的古代也有它的苗子，所以，我不觉得它等同于西学，我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

王铭铭我不习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而习惯于“跟着感觉走”。从某个角度看，我做的人类学也不见得符合这门学科的严格定义（往往是狭义的），我只是在借它的名义来“做学问”。

羊城晚报有没有设定放下人类学的一天？

       王铭铭我会放下它吗？“放下”这个词很值得玩味，你的意思估计是“不再牵挂它”？如果是这样，那我必须说，我暂时还依旧“牵挂”它。未来是否会“放下”？我不知道。